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古为今用”

　　●对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可立足于其中的三条主线：“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

　　●无论什么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都要回答一个文化底蕴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本”？答案无非三选其一，以人为本，以神为本，抑或以物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天下大道和常青之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自我革命两个关键问题，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之大用。

　　习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对中华传统文化去粗取精、由表及里，可立足于其中的三条主线：“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以心为要”的常青之路。

　　无论什么文化的核心价值观，都要回答一个文化底蕴的问题，即以什么为“本”？答案无非三选其一，以人为本，以神为本，抑或以物为本。中华传统文化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就是一以贯之地贯彻以人为本。其要点有三个方面：“仁”者“人”也。人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天人合一，仁者爱人；“仁”者“德”也，“仁德，礼也”。围绕“礼”的立与用及其仁德教化，而非围绕神的崇敬和说教，是支撑世代中国人基本信仰的基础；“德”者“得”也，从孝慈、孝悌到孝忠的“修齐治平”，从“以人为本”到“以民为本”的践履实践，扩展为亲民“仁民”、德政“仁政”的一套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纲常伦理秩序和国家社会制度。这三个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这种“见素抱朴”的人文主义的文化底色和文化底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是不断生发、生生不息的，是与时俱进、与时俱丰的。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为什么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又行将伟大复兴？就因这文化底色永不褪色，这文化底蕴厚实厚植，可以“春风吹又生”，总能重建丰厚的精神家园，维系强大的精神支撑。这是一个伟大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集体呼唤，远比西方文化中“创世者”的一个“神召”来得强大、切实、管用。纵观中华文化之外的文化，当然各有所长，应该各美其美。

　　胡适先生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预见：“缓慢地、平静地、然而明白无误地，中国的文艺复兴正在变成一种现实。这一复兴的结晶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带着西方色彩。但剥开它的表层，你就可以看出，构成这个结晶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可以看得更为明白透彻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文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五千年中华文明一直积淀着厚重的人文主义理念和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华文明虽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始终保持着“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和本色。当代中国大力贯彻“以人为本”，顺应时代、借鉴创新、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中，在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的实践中，最广泛最深刻地凸显了“新人文主义”。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已经交汇在一起。保障人类可持续生存和发展，需要中国作出榜样。中国在世界作出了榜样，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肩负着推进一场新的文明复兴的时代使命。迎接这场并不逊色于历史上的文艺复兴的、新时代的“文艺复兴”，中国应该有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主义底色，蕴含中国在新的“文艺复兴”中率先高扬“新人文主义”旗帜的，厚积薄发的底气。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罗素说，“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都以一个“和”字相通。道教认为，道的属性是“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当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时，不妨彼此体谅、委曲求全，就能开阔胸襟，以德报怨，所谓“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佛教讲“理事圆融，事事无碍”。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儒家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以“和而不同”为主线，儒学追求的“和”，是以“和”对“多”集散成大，是以“和”制“合”平衡互补，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和而不同，才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句中国经典，传承着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讲了几千年；展现着中国的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要管一万年。

　　习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释”即佛教文化，是由外传入并经中国化而与“儒”“道”两家相辅相成、相通相融的。佛教强调“明心见性”，“应以善法，扶助自心；应以妙法，沉静自心；应以精进，坚固自心；应以忍辱，卑下自心；应以禅定，清净自心；应以智慧，明利自心；应以平等，广博自心；应以无所畏，明照自心。”这一“以心为要”之说，为中国文化所充分吸纳。佛教于西汉末由印度传入中国，至宋以降，被彻底中国化即儒学化。中国佛教各宗派走向融通，佛、儒、道之间日益相互调和，形成了宋明理学，儒学作为主流，吸收了佛教的心性学说、理事理论。程朱一派吸收华严宗理事无碍理论，陆王心学吸收了禅宗心性学说。陆王心学之阳明心学，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其作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阳明心学是坚韧内心定力之学，有利于滋养民族心灵，塑造、增长和构建人生乃至民族之大气象、大智慧和大境界。王阳明要传达一条真理：一切战斗都是心战，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在个人层面上，让每个人找到内心的光明，打破生命的桎梏，确定人生的格局，获得行动的智慧。在族群层面上，让大家反思历史，追慕先贤，从善如流，固守良知，滋养民族的心灵，强大内心的定力，获得中华民族超越时空不断前进的力量。阳明心学的三个要点“心即理”，讲心之定力；“事上练”，讲心增定力；“致良知”，讲心聚定力。一个“心”字，皆是确立、凝聚、强大、坚韧内心之定力。他讲了一辈子心学，千言万语，临终汇集一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其实可言甚多，它从哲学上是解决思维主体和存在客体的同一性和差异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从实用上是指向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常青之路。

　　综上所述，我们要坚持中华传统文化之“以人为本”的文化底色，“以和为贵”的天下大道，“此心光明”的常青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应时代要求，正沿着“和”字号大厦之“天下大道”，紧扣中国在世界和平崛起的关键问题；沿着“心”字号大厦的“常青之路”，紧扣中国自我革命的关键问题，来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和”字号和“心”字号两幢文化大厦，还可合而为一“和”字号为用，“心”字号为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沿着天下大道和常青之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国自我革命两个关键问题，来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古为今用”之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