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新：诗人文化自信的底蕴和底色

　　今天我想读谈谈文化自信的深层原因，分析其文化自信的底蕴和底色，弄清楚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么自信？他的文化自信有哪些特点？的文化自信渗透到多个领域，表现在方方面面。我侧重剖析诗人的文化自信。

　　我先谈第一个问题：诗人的文化自信从何而来？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诗人的才华情思和其他角色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他的文化自信不会凭空而来，也不只是表现在诗词研究与创作当中。那些成就的所有内因和外因，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诗人文化自信的根源和基础。我简要谈几点：

　　曾经在中南海图书管理小组工作过的张贻玖同志做过统计，圈划批注过的诗词作品，包括1180首诗，378首词，12首曲，20首赋，诗词曲赋总计1590首，涉及429位诗人。其中唐诗约600首，明诗近200首，汉、魏、南北朝诗150多首。至于他读过而散失，或者读过但没有留下阅读痕迹的诗词作品，则不计其数。

　　不是职业诗人，但他的诗词修养却让一些职业文人都自叹不如。明朝诗人李攀龙名气不大，作品流传不广。诗人臧克家曾说：“关于李攀龙，我略知一点情况，但对他的作品没读过。”而却在两部《明诗别裁集》中，圈划过李攀龙的22首诗，还称赞说：“我觉得李攀龙有些诗写得不错。”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对古典诗词烂熟于心，无论是创作还是运用古典诗词，他都能驾轻就熟。在他的文章、报告、书信、题词和谈话当中，为阐明观点、论证事理、表达感情，他总是能够信手拈来、旁征博引、游刃有余。成为大诗人是情理之中的事。

　　学富五车，胸藏万卷，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透彻的理解和感悟。 他一生嗜书不倦，无论是戎马生涯，还是和平年代，政务之余他都以书为伴，博览群书，近乎痴迷。他常说：“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一日不读。”

　　偏爱文史古籍。一部3000多卷、4000多万字的线装本《二十四史》，他反复阅读了24年。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他看过17遍。他秉持“经世致用，匡时济世”，不但勤于读史，而且善于评点，每有所感，辄有评说。他常围绕人物事件作出古为今用的新颖解释，从中汲取营养，以史为鉴，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闪耀着睿智的光芒。

　　在诗词中，传统文化元素几乎无处不在，从文化名人、历史典故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字里行间，随处可见。鉴赏诗词，我们能够真切地领略到中国历史的悠久，文化的灿烂，同时也由衷地感受到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湖湘文化是指长期以来在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地域性文化。岳麓书院大门外有副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湘之地，历来人文鼎盛。的思想深深地打上了湖湘文化的烙印。

　　湖湘文化在近代造就了“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 等盛誉，涌现了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等经世致用、大气霸蛮、以天下为己任的历代名人，影响深远。

　　一代旷世逸才杨度曾慷慨激昂地写下《湖南少年歌》，其中“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一句，道尽了湖南人的霸气与豪气。彭大成在《湖湘文化与》一书中，总结了湖湘文化的五大特征：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事谋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诗词中所表现的心忧天下的爱国主义情操、激情澎湃的浪漫主义风格，乐观豁达的现实主义情怀，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湖湘文化的精神风貌与价值追求。诗词也极为深刻地丰富了湖湘文化的内涵，为弘扬湖湘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湖南人以“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不怕死、了得难”而闻名。这些个性在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他说过:“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用“虎气”和“猴气”来比喻性格特征，是的一大创造。

　　“虎气”是独特性格的主基调。他自幼就生性倔强、桀骜不驯。1910 年秋，他到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由于年龄偏大，衣着土气，再加上外乡口音，有些富家子弟瞧不起他。不以为然，借物言志，写了一首《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他借助青蛙虎踞池塘来抒发“平治天下, 舍我其谁”的鸿鹄之志。从来不怕压，不信邪，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和克服一切困难的过人胆略。“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横扫千军如卷席”等诗句，把的“虎气”表现得活灵活现。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爱憎分明、敢于造反、蔑视权贵、狂放不羁。这是把握“猴气”特征的重要线索。曾经说过：“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粪土当年万户侯”“霹雳一声暴动”“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诗句，把的“猴气”性格写得淋漓尽致。

　　存在决定意识。诗词创作的灵感和激情，来源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时代潮流的波澜壮阔，就不会有诗词的恢宏气势。

　　20世纪，中国完成了三件大事：一是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三是探索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开展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三件大事的历史进程艰难曲折、风起云涌、惊心动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

　　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成就了的千秋伟业，催生了他的光辉思想，磨砺了他的钢铁意志，锻造了他的卓越才华，也塑造了他的文化性格。与此同时，它还孕育了不畏艰险、勇于牺牲、敢于担当的革命文化。它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是这一革命文化的创造者、倡导者和传播者。这不仅巩固了的文化底蕴，也成为诗人文化自信的现实基础。

　　杜甫诗云：“ 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为人性僻耽佳句, 语不惊人死不休。”清代诗人袁枚诗云：“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始心安。”历代文人在诗词创作时一直有炼字、炼词、炼意，反复推敲、精益求精的优良传统。

　　深知诗词创作很不容易。1959年9月7日他在写给的信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他对诗词作品要求很严，总是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董克恭写的《修改诗词赏析》一书，专门梳理和分析了精心修改诗词作品的种种情形。从作品标题、个别措辞、整个诗句，到篇章结构，乃至标点符号，他都一改再改。

　　比如，《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句，逗号的位置就改动了几次，先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后来他根据袁水拍的建议才最终确定下来。正因为对作品反复推敲、不断完善，才使得诗词用词精准、对仗工整、韵味十足，成为千古绝唱。

　　有句名言：“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尽管诗词艺术精湛，达到了柳亚子所说的令“千古词人共折腰”的境界，但他一直很低调，认为自己的作品要么“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要么“主题虽好，诗意无多”。他总是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建议。

　　1959年，写了《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庐山》。9月7日，他写信给：“诗两首，请你送给郭沫若同志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郭沫若于9日、10日两次致信，直率地提出了修改意见。9月13日，又写信给，说：“沫若同志两信都读，给了我启发，两诗又改了一点字句，请再送郭沫若一观，请他再予审改，以其意见告我为盼！”谦虚态度溢于言表。

　　《七律·长征》“金沙水拍云崖暖”中“水拍” 原作“浪拍” 。1958年12月21日，他在《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批注说：“水拍：改浪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如此改的。他说：不要一篇内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

　　这位“不相识的朋友”，指的是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元贞。解放初期，罗元贞发现“五岭逶迤腾细浪”和“金沙浪拍悬崖暖”中都有“浪”字，显得重复，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为“水”字。1952年元旦，他专门致信提出修改建议。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并于1952年1月9日亲笔给罗元贞写了回信。

　　《七律·到韶山》第一句原为 “别梦依稀哭逝川”，梅白建议把“哭”改为“咒”字，这样感情更加强烈。欣然接受，并风趣地说：“你是我的‘半字之师’。”谦虚提高了诗词的艺术水准，也增强了文化自信的底气。

　　下面我谈第二个问题，诗人的文化自信具有哪些基本特点？他的文化自信深沉执着又溢于言表，真实可感又个性鲜明。诗词是他的政治抱负、哲学观念、思维方式、斗争实践、人生感悟和审美情趣的综合反映。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 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民族性思想是文化观的基础与核心，这反映了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充分自信。

　　诗词在文化取向上突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维护尊严、追求独立、寻求解放的伟大历程的真实写照。诗词无论是在语言表达、审美情趣还是精神气质上，都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根本特性，有着广泛的认同性、易理解性和易交流性，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洋溢着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诗词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很多国家广为流传。当年，各国政要来中国之前都要“恶补”诗词课。截至20世纪末，各国发行的诗词集多达7500万册，评介和研究诗词的论文和著作更是不计其数。这正应了鲁迅所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的文化自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诗词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来自于人民，立足于人民，面向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七律二首·送瘟神》的“小序”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寥寥数语，显示了诗词创作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从来不会为写诗而写诗。他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人民至上是诗词的主旋律。“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是诗词广为传颂、感人肺腑的根本原因。

　　追求文艺大众化，致力于让老百姓喜闻乐见。他从不故作高深，反对使用生僻晦涩的词汇和典故，而是大量运用人民群众的鲜活语言，甚至将口语直接入诗，既诗意盎然、意境高远，又明白晓畅、雅俗共赏。正因为如此，诗词才能如此普及，超出了“五四”以来任何一部用白话写的新诗，几乎达到了老少皆宜、家喻户晓的程度。

　　白居易《与元九书》中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同志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

　　诗词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历程的缩影，记录了所经历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特定时期的历史风云和时代精神，是诗的历史，是历史的诗。鲁迅先生称赞司马迁的《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诗词则堪称“诗家之绝唱，有韵之史记”。

　　诗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解读时代的鲜活教材。鉴赏诗词，能够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以及中国人奋斗历程的理解和认识。如果读懂了诗词，便能读懂二十世纪中国舞台上上演的悲欢离合与波澜壮阔，真正读懂“人间正道是沧桑”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内在逻辑和历史真谛。

　　1918年4月新民学会创办时，目的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1921年1月将其变成“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不仅成为新民学会的宗旨，也成为毕生的追求。他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热血青年，变成“唤起工农千百万”“霹雳一声暴动”“倒海翻江卷巨澜” 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变成“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透过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不懈奋斗的宏图大略和执著精神，领略到他一往无前的探索足迹和心路历程。在缔造新中国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成就了他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这种实践特色也成为文化自信的生活基础和现实底蕴。

　　诗词文采飞扬，但现实主义始终是它的主基调。没有在个人的爱恨情仇中去寻求创作灵感。他以旧世界的改造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姿态，扎根于现实生活，去审视和观照一切，从社会实践中搜集素材，提炼主题，充实作品。诗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不愧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艺术实践的结晶。

　　1975年12月31日晚，会见了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岁月悠悠，曾经叱咤风云的已经风华不再。他有些体力不支，交谈时不得不将头倚靠在沙发上。朱莉决定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个伟人，于是她坚持把父亲的信亲自送到跟前。

　　出人意料的是，一开口便语出惊人：“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此时此刻，在场的人突然感到身上的活力又奇迹般出现了，仿佛能看到他穿越时空，从历史的风风雨雨中迎面走来。离开中南海之后，朱莉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在十里之外就能呼吸到的个性”。

　　的文化自信稳定而持久。少年时代豪气冲天，“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青年时期踌躇满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壮年时期执着豪迈，“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晚年时期壮心不已，“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从“孩儿立志出乡关”的求学阶段，到“踏遍青山人未老”的戎马生涯，再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建设时期，始终积极乐观、激情澎湃、斗志昂扬、乐观豁达。

　　习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一个辩证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相互依存。诗人的文化自信也具有极强的综合性，与他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浑然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在诗词创作中所迸发的才情与思想，丰富而深邃，是四个自信的高度融合。

　　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挥毫写下“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这些壮丽诗篇的时候，谁能分得清他究竟是诗人还是军事家？谁又能说得清这是文韬还是武略？

　　常常把山与红旗两个意象联系在一起，如“山下旌旗在望”“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不周山下红旗乱”“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山+红旗”是长期革命生涯的真实写照，浸透着的崇高理想和人生追求。它是井冈山道路的象征，是人民军队的形象，是红色政权的体现。“山+红旗”彰显了的文化自信，同样也体现了他坚不可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有人问：“假如和谈失败，国共再度开战，毛先生有无信心战胜蒋先生？”笑答：“蒋先生的‘蒋’字，乃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了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位草头将军而已。我这个‘毛’字，可不是毛手毛脚的毛，而是一个反‘手’，反手即反掌。意思就是代表大多数中国民众意愿和利益的，要战胜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易如反掌。”

　　这岂止是笑谈？机智的幽默中蕴含着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光辉。的自信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对历史潮流的深刻把握与积极响应，源于他对社会矛盾的深入分析和精确判断，源于他对人民利益的高度认同和坚决维护，源于他对崇高理想的不懈追求和忠贞不渝。

　　诗人的文化自信，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石，是博大精深的思想的艺术反映和诗意表达，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种科学性使的文化自信充满了智慧的力量和理性的光辉，显得那么深沉、那么稳健。

　　比如，军旅诗词是军事思想的艺术再现。“黄洋界上炮声隆”“战地黄花分外香”“枯木朽株齐努力”“红军不怕远征难” “横扫千军如卷席”。这些浪漫的诗句，凝结着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蕴含着对人民军队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使得他能够在敌强我弱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拥有炉火纯青的战略思维和策略艺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各位网友：的文化自信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刚才我只是简要分析了诗人文化自信的主要来源和基本特点。希望我的个人观点能够帮助大家更好地领会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更好地理解的文化自信，并为不断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参考和借鉴。

　　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当之处，请大家批评指正。再次感谢人民网为我提供了这个交流平台。

　　汪建新，教授，1964年9月出生，江西婺源人。1989年6月进入江西省委党校工作。2001年2月至2003年4月担任南昌市青山湖区区委副书记。2004年9月调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先后担任对外交流与培训开发部主任和教务部主任，2015年8月担任学院副院长。著有《破译广告》、《问鼎名牌》、《品读历史深处的女人》、《诗传》等专著，主讲电视系列片《的诗人情怀》，译著有《战略管理》、《面向未来的管理———组织行为与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