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济南“十大历史文脉”的梳理

　　自古以来，济南不仅是一座湖泉灵秀的名胜之城，而且还是一个名家辈出的人文荟萃之地。济南的魅力，从来都不仅仅在于她秀美的自然风光，而更在于她那源远流长的人文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璀璨夺目的人文光辉。所有这些，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济南历史文脉。

　　从八、九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到龙山文化时期，济南地区孕育了高度繁荣的史前文明。

　　济南地区的后李文化(距今约85007500年)遗址分布在章丘、历城、历下、长清等地。在章丘东北的小荆山遗址，发现一处较为完整的环壕，是济南乃至整个黄河流域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约在公元前4700年至公元前3800年，济南地区属于北辛文化分布范围，它较后李文化遗址的密度小，主要分布在槐荫、长清、章丘、莱芜等地，地理空间上与后李文化的分布具有一致性。

　　约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400年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济南地区出现了一个规模巨大、等级较高的城址：焦家遗址。遗址位于章丘西北，是一处包含夯土城墙、壕沟、居址、高等级墓葬等遗存的中心聚落。说明这一时期，这里已成为一处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都邑性聚落，这对探究济南城市起源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在大汶河上游的莱芜境内的汶阳遗址、嘶马河遗址等也为济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分布提供了实物依据。

　　大汶口文化之后，济南地区进入龙山文化时期。龙山文化发展兴盛的公元前2400年至公元前1800年，被考古学者称为“龙山时代”。这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普遍修筑城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都邑国家，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到都邑邦国时代。位于今章丘龙山街道的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是其中较大的城址，并且是山东龙山文化的代表。从济南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这一区域最先成为济南地区的中心。

　　在距今四千多年前，这一地区流传至今仍能称得上“文化”的人或事并不多，毕竟口口相传，是需要极其顽强的生命力的。在这其中，龙山文化时期的大舜及围绕着大舜而形成的舜文化，对后世在精神、思想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典型或唯一的代表性文化现象。

　　舜耕历山与龙山文化，使传统文化与考古实证交相辉映，构成济南文化的历史根基，奠定了济南在中华文明源头的位置。

　　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生活在龙山文化时期，史称“虞舜”，“三皇五帝”之一。关于舜及舜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舜帝是中华道德文化的鼻祖。《史记》所载：“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舜帝文化精神之魂，可称为“德为先，重教化”，成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捩时期的重要推手，成为中华文化三座里程碑之一。如果说炎、黄文化是中国人的“血缘”之根，它侧重的是中国人的生物性来源;舜文化则是中国人的“文化”之根，它关涉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和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根本。

　　虞舜被推崇为历史上道德最完备的帝王，从后世的《尚书》《史记》来看，其“德圣”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孝感动天、厚德载物、举贤任能、纳言从谏、惩治奸佞、以德化人、扩大疆域、敬敷五教、禅让帝位。大舜的这些功绩可以说对于中华民族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内圣外王、德治、孝文化等，都是源起性的文化贡献。

　　舜耕于济南的历山，历代盛传。从历代文献看，舜与济南历山的记载最为丰实。可以说，从文化的角度讲，大舜与济南的关系最为密切，其文献的佐证也最为有力。

　　在孝的基础上，含蓄内敛的济南人，不断延展“孝”的文化内涵，使得泊在泉上的济南，涌现出的孝子如七十二名泉，奔涌不息。中国“二十四孝”中有十个故事来自山东，有三个与济南有关：大舜“孝感动天”，闵子骞“芦衣顺母”，郭巨“埋儿奉母”。

　　“孝感动天”是二十四孝中第一个故事。舜的父亲瞽瞍脾气古怪，继母性情变化无常，与同父异母的弟弟象，多次设计陷害舜，但舜毫无嫉恨，总是以德报怨。舜每天去历山耕田种地，干活时有大象跑来替他拉犁，小鸟飞来帮其播种，人们认为是他的孝行感动了上天。

　　“芦衣顺母”的主角是济南名士、孔子的弟子闵子骞。闵子骞十岁丧母，其父再娶。继母常施虐待，亲儿棉衣里是丝绒，闵子骞棉衣里装的是芦花。其父发现这件事，决定休妻。但闵子骞双膝跪地以情动父：“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继母深受感动，遂对三个儿子一般看待。有关闵子骞的传说，在济南以闵子骞墓、忠孝祠和水乡的遍地芦花为依托，经代代传承，普及面广、影响力大，堪称济南孝文化的代表。

　　长清区与平阴县交界处有座孝堂山，山上有一石祠，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世称孝子堂。孝子堂为纪念“二十四孝”之一的郭巨而修建。

　　孝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客观规律的总结，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生存文明的巨大贡献，是实现现在和将来人类和谐相处的重要文化基础。济南地域内的孝文化，有着典型的儒家文化的特征，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和载体。

　　这座城市最主要的自然地理特色，也成就了最主要的文化特色。几千年来，连续不断，生生不息;同时，这里几乎所有的其他文化内容、文化现象都与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泉水文化中时间最早的一个点，是《诗经大东》诗篇。传统的文史研究往往把《大东》说成是最早的泉水文献或泉水诗篇，则有失偏颇。从诗歌的内容来讲，诗歌只是从很小的一个侧面展示了济南地区在那个时期泉水之状态，只是提及了泉水。所以我们说，《大东》为泉水文化研究提供了最早的佐证。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撰《水经注》。书中的“济水”篇以济水为脉络，对济南地区的狼水、玉水、泺水、历水、华泉、百脉水等作了较为全面的记述。这是古代文献中第一次系统地专题记述泉水。

　　宋代齐州知州、文学家曾巩在趵突泉畔修建泺源堂、历山堂，并撰《齐州二堂记》。文中第一次记述了济南趵突泉水来源;第一次将趵突泉名称载于文字，并赞誉济南“齐多甘泉，冠于天下”。

　　宋末元初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赵孟頫任同知济南路总管府事期间，作《趵突泉》诗。至清代，吟咏济南泉水的诗赋达数千首。

　　元代历史地理学家、文学家于钦撰《齐乘》，书中转录了金代《名泉碑》所载济南七十二名泉的名称，记载了各泉所处的位置。这是济南七十二名泉见于史志的最早记载。

　　济南泉水数以千计，古人常以“七十二名泉”推崇、赞誉济南的泉水。明清两代对七十二名泉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择取，其中以明代晏璧的《七十二泉诗》、清代郝植恭的《七十二泉记》影响最大。

　　关于泉水文化，闪耀在历史中的亮点异常丰富，密布于济南历史长河中。同时，又与其他文化内容相生相依，相互滋养，无法分割。比如，众多文化名人或游历或寓居或为官于济南，他们与济南的关系很多都存在或表现在大量题咏济南山水的诗词之中，正所谓“名士临泉必有诗”，这也是名士文化与泉水文化不可分割的原因。

　　“泉城自古是诗城”。济南从古代走到今天，每个足迹都拥有诗词的韵律，周身散发着诗词的气质和气息。

　　唐代是我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代，众多著名诗人来到济南游历，寻访古迹，凭吊先贤，观览胜景，发思古之幽情。李邕、王维、李白、高适、杜甫、卢象、魏炎等诗人，在济南交友酬赠、游历山川，用他们的妙笔，创作出一系列歌咏济南的优美诗篇，成为济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李白在山东居住长达23年，几乎走遍齐鲁大地的名山大川，其间多次游历济南，忘情于山水之间。李白咏济南的山水诗，最著名当属《古风》中对华不注山的描写，“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诗仙”来过，“诗圣”亦来过。在史称“历下亭之会”的盛宴雅集上，杜甫文思之泉如趵突般汩汩涌流。“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和济南的文化标签。

　　至两宋，迎来济南二安。清代神韵派大师王士禛称李清照(易安)与辛弃疾(幼安)为“济南二安”，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为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济南二安，词中龙凤。

　　自宋以降，明清时期诞生的“济南诗派”对后世影响深远，边贡、李攀龙、杨巍、王象春、邢侗、刘亮采、王士禛、田雯等人，一路高扬“济南诗派”旗帜，开新诗派风气之先，延续数百年，名家辈出，诗词创作从内容到数量都丰富多彩，展现出来的人格精神和艺术风格也是清扬高迈，济南历史文化因此而更加辽远深厚。

　　清人王培荀将济南称作“诗地”“诗城”，诚哉斯言。济南的诗词文化，与泉水文化、名士文化息息相关，甚至浑然一体。

　　济南是优秀官箴文化的“集散地”，历史上众多与济南有关的官吏，他们的故事中饱含清廉、勤政、直谏、爱民、自律、举贤等思想精华。

　　房玄龄，唐初齐州(今济南)人。房玄龄为唐开国时期的谋士，被唐太宗赞曰“贞观之前，从朕经营天下，玄龄之功也”。有此功绩和美名，与其渊源家学和优良家风分不开。其父房彦谦

　　也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清官。他曾对房玄龄说：“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

　　于慎行，明代兖州府东阿县(今平阴县东阿镇)人，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二十多岁就成为皇帝的老师。他是明后期难得的全能型人才，先后任万历、泰昌、天启三代帝师，被誉为“天下文章官，三代帝王师”。于慎行虽然少年得志，但他为人忠厚平恕、心胸坦荡，在原则问题上始终刚正不阿。

　　纵观济南历史，清官、廉吏、能臣甚多，有辞官留驹的韩韶，甑中生尘、釜中生鱼的范丹，被称为“清水别驾”的赵轨，面对诱惑直告“吾有正俸”的高汉筠，有“铁御史”美誉的李纲，“四朝良佐，一代真儒”的刘敏中，以“三事忠告”闻名于史的张养浩，正色立朝的张起岩，“文武持衡”的谭性教，“白面包公”李慎修，强直“铁面”亓之伟，“不名一钱，时称山左清官第一”的李隶中等等，比比皆是。

　　这些封建官吏深受儒家文化、齐鲁文化，特别是优秀官箴文化的洗礼和影响，同时又以自己严谨清廉、政事通达的形象，为济南优秀官箴文化增添了丰富内涵。

　　济南人急公好义，有情有义，无论是“管鲍之交”中的鲍叔牙，还是“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的秦琼，千百年来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民间流传不朽，经久不衰。

　　“管鲍之交”是后世人们崇尚友谊、追求忠诚的典范。青年时期鲍叔牙对管仲的维护，体现了鲍叔牙对朋友的理解、宽容、支持。帮助齐桓公登上君位后，鲍叔牙把相国之位让给管仲，体现的不仅仅是宽容礼让、品德高尚，更是鲍叔牙的一种国家大义。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对鲍叔牙能知人让贤给予赞誉。

　　秦琼作为山东好汉的代表人物，素有“忠义”之称，“为朋友两肋插刀”这句俗语即来自他的故事。好汉秦琼在民间和传统文学作品中有诸多演义和故事，充分体现了其在民间超高的文化影响力和好感度。“孝母似专诸，交友赛孟尝”“锏打三州六府，马踏黄河两岸，威震山东半边天”，秦琼的“忠义勇武”能在民间流传千年，乃至成为门神，不是没有道理的。

　　山东人忠诚、侠义、靠谱，经过历史的沉淀已经成为百姓公认的一种道德符号和标签，忠义文化也早已深入人心，并将持续地影响着这一地区的人们。

　　扁鹊是中华医文化的经典符号，其潜心研究，注重科学，创新医术，济世救人的精神，正是大医文化的核心要义。

　　战国时期齐国人邹衍，五行创始人，哲学家、阴阳家代表人物，继承了古代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五行生胜”理论，并用这个理论来阐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这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基础。

　　战国时期齐国卢人(今济南长清)扁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史立传的医学家，被后世尊为“医圣”。扁鹊授徒传医，把医学从官方垄断中解放出来，开创了民间医学。他是最早应用脉诊于临床的医生，并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闻、问、切的诊断疾病的方法，奠定了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基础，在中国医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医德高尚，医术济世，处处以病人利益为重，救人于病痛之中，受到了人们的衷心爱戴。战国后期到东汉末期，普遍以“扁鹊”作为良医的代称，以此来衡量一个医生是否称职。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传颂着扁鹊救死扶伤的故事，并为他树碑建庙，表示怀念。除了济南北郊鹊山西麓的扁鹊墓，全国多地，如河南汤阴、山西永济、河北邢台内丘等都有扁鹊的墓地、庙祠。这不仅是对扁鹊医术的崇敬和纪念，也展现了人们对这位医学巨匠医德的敬仰之情。

　　济南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在历史上曾出现多位有影响的高僧，至今保留了很多佛家庙宇、造像，是济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佛教传入济南地区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相传前秦皇始元年(351年)，竺僧朗公至泰山后从事佛教活动，在山前说法，听者千余人。此后，陆续建立灵岩寺、神通寺、神宝寺和华岩寺等。

　　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在济南逐渐盛行。隋唐时代，佛教在济南已有相当规模，这一时期共创建寺庙20余处，兴国禅寺、开元寺、正觉寺等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佛教圣地。这一时期，济南开凿多处石窟和摩崖造像，著名的有柳埠、玉函山、龙洞东佛峪、青铜山以及灵岩寺。隋代开皇年间，在城南的历山，镌刻佛像遍布山崖，因此俗称千佛山。在柳埠青龙山南麓，于隋大业七年(611年)建四门塔。

　　盛唐时期，济南地区还出现了一位在中国佛教传播发展、对外文化交流等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高僧义净。义净，齐州山茌(今济南长清)人，与东晋法显、唐玄奘并称中国“三大求法高僧”，是中国古代著名佛经翻译家，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先驱之一。在探险、求法、翻译、著述等方面，义净是继法显、玄奘之后最有贡献的佛教代表人物。

　　佛教文化是济南历史文化的重要一脉，济南在佛教历史上也曾熠熠生辉，众多名士访古探幽山水间，与名山大川、寺庙高僧发生过众多联系和文化碰撞，造就了佛教文化除了宗教内容，还具备更丰富的世俗文化特色。

　　源于儒家思想，是“儒”与“商”的结合，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财富与成功。

　　春秋战国是儒商阶层初步形成的时期，其代表人物是“儒商始祖”子贡。作为孔子的著名弟子，《史记》载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儒商文化的核心理念以“以人为本、义以生利、尚中贵和、诚实守信、勇于创新、为政以德”为主要内容，而“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礼记大学》)这正是有德行和文化素养的商人，普遍认同的价值。

　　从春秋时期的子贡，明清之际的晋商、徽商到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大道儒商，至诚天下”。儒商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商业文化的重要内核，为一代儒商兴业报国、利世济民，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精神支撑。

　　济南章丘的孟洛川，儒商的代表人物，是清末民初的著名商人、民族资本家，所创立的“瑞蚨祥”商号极负盛名，当时盛传“南有胡雪岩，北有孟洛川”。他把孟子的诸多思想成功运用到商业实践中，既是其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原因，也是孟氏的基因传承及孟子思想的自觉传承的体现。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和魂，亦是重要的生命力、凝聚力、辐射力和竞争力。济南文脉绵长、历史悠久，各种文化内容相互交叉，互相作用，如一株参天大树，我们看到树上果实累累，身处其中也能感受到其血脉流淌，以及阳光之下散发着的蓬勃生机和力量。济南市委、市政府提出提升济南城市软实力，推进“文化之城”建设的发展规划，契合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符合泉城发展实际，回应泉城人民的期盼和需求。而对文化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对各类文化内容、文化现象、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开发利用，也是文化事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和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