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1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经济事件中国是推手而美国在旁观”

　　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中国通过在全球南方建设移动宽带网络，在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一阵前所未有的创业浪潮。一个以为执政党的国家，却成为了有史以来最有效率的所谓“资本主义传播者”。宽带使用、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方面的数据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大量西方文献“声讨”中国向投资了1万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BRI）的参与国强加所谓的“债务陷阱”。其他研究则将中国描述为世界上最贫穷国家寻求国际贷款时“迫不得已的选择”。当然，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一部分贷款对债务国接下来面临的经济问题造成了影响，但其它的中国贷款也促进了债务国的经济发展。据笔者了解，这些批评人士中还没有人尝试过对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投资和贸易活动的影响进行净评估。本研究试图完成这样的工作，基于简洁、有说服力的统计指标来分析那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其背后原因，至少是部分的原因。

　　正如十九世纪的铁路将地方产品转化为世界市场商品一样，移动宽带正在将发展中世界的边缘化群体塑造成全球经济的参与者。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投资的1万亿美元帮助数十个发展中国家实现了数字化通信，并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

　　在2014年至2015年间，笔者作为投资银行家为华为在墨西哥的扩产计划提供了咨询，并报道了华为这家中国电信公司如何帮助墨西哥的低收入用户节省67%的宽带使用成本，同时帮助墨西哥的互联网用户比例从2014年的44%提升到2023年的75%。中国对外出口模式向全球南方国家转移的趋势也体现了这一变革。

　　图1 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出口较中国对发达国家出口对，虚线为全球南方，实线为发达市场，纵轴单位百万美元

　　2019年，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的朱莉娅伍（Julia Voo）警告说：“从2000年到2019年，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新增了约33亿互联网用户，而同期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新增的互联网用户只有11亿人。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布局逐渐通过电信基础设备的销售体现出来。这一战略使中国在该地区快速扩张的电信市场中牢牢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同国际对手争夺订单的竞赛中胜出。”当然，美国并没有参与竞争，因为它早已不再生产电信设备。

　　数字技术与经济福祉之间的联系并不存在争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经济学家在2023年1月9日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

　　“数字技术可以提高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效率，扩大金融包容性，改善受教育机会，并通过企业能为远方客户提供的服务来开拓新市场。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技术协助优化了医疗和社会福利领域宝贵的资源分配，既能加速分发救济，又能控制公共开支的流失。数字化还为整个社会在疫情期间的运转提供了韧性，在大量的财政支持下，远程工作和线上购物保障了工人、学生和企业的利益。”

　　强有力的统计证据表明，宽带基础设施的建设预示未来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图2比较了2000年至2022年间，18个发展中国家互联网使用率的变化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每一列显示了一个变量的同期值与另一个变量的滞后值之间的相关性。互联网使用率的滞后值与GDP增长率同期值的相关性远高于反过来的情况。例如，在第三年，能够发现三年前互联网使用率的变化与当年GDP增长的相关性系数为38%。1

　　图2 净宽带用户的变化预示着GDP增长，纵轴为滞后值与同期值的相关性，横轴为滞后年份，黑色柱状为净用户预示GDP增长，灰色柱状为GDP预示净用户的增长

　　这种直观的表述与宽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学术研究结论相吻合。一项研究报告指出，在拉丁美洲，“移动宽带普及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就会带动GDP增长率提高0.20个百分点”。2

　　发展中国家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始终先于GDP出现增长，这一事实引出了一个重要推论：在全球南方，互联网接入并不是GDP增长附带的副产品，而是导致未来GDP增长的决定因素。换言之，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最显著的投资促进了那里的经济增长。

　　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宽带接入如何带动经济增长？数据给出的答案是能够促进创业。

　　当某个国家的互联网用户比例超过总人口60%的门槛时，至少在某些国家，创办企业的速度会大大加快。这并不奇怪。宽带让处于社会边缘的个人有能力获得电子支付手段、信贷、发掘供应商和客户，而做到这一切仅需要一部价值100美元的智能手机。如果说铁路大大降低了货物运输的成本，那么宽带则降低了数据传输的成本。

　　西方评论人士对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开展的一些大型投资项目吹毛求疵。他们关注港口、铁路和其它基础设施。但是，移动宽带对草根阶层产生的影响及其应用，可能会对全球南方的经济增长带来最大的影响。

　　不过，并不是让每个国家拥有宽带就会自动出现创业潮。图3所示的85个国家中不包括发达国家和极小经济体，但几乎包括了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纵轴显示了世界银行对一国新注册企业情况的统计标准；取决于不同国家的情况，这种衡量企业创办水平的指标也许准确，也许不够准确。尽管如此，回归结果在99.9%的置信度水平上是显著的。

　　图3 互联网用户VS新创办企业，纵轴为每1000人的企业注册数，横轴为互联网用户占总人口的比例，数据来源：2020年世界银行数据

　　当然，企业注册数量只是反映创业活动的一个指标。智能手机还令其它一系列经济刺激活动成为可能。通过电子支付手段，政府可以向过去游离在正规经济部门之外的就业者征收营业税。宽带也降低了提供卫生、教育等领域公共服务的成本。

　　图4 互联网用户VS新创办企业，左边图示从上至下为：非洲中西部，阿拉伯世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地区，南亚，低收入，经合组织成员国，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不包括高收入）

　　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使用手机为自己的产品寻找最合适的价格。在印度的喀拉拉邦，渔民利用手机服务了解平均鱼价何时稳定、何时下降，从而增加利润。通过手机收集的市场信息令他们可以避免产品（鱼）浪费和高昂的交易成本。因此，买卖双方都获得了更高的收益。

　　巴西的情况尤其有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由于国民经济受低增速和高通胀的影响，企业创办率从每1000人2.7个新注册下降到1.6个。互联网用户的增长率也同步下降。随着巴西经济的复苏和互联网使用增长率的上升，新企业注册率也随之上升。

　　图5 巴西的企业创办与互联网用户率关系，虚线/左边注释为互联网用户百分比变化P.A.，实线人的企业创立数

　　相比之下，印度的企业创办率远低于其他的发展中大国。这对应了该国极低的宽带普及率（仅占印度总人口的45%，远低于企业创办率往往会开始增长的60%门槛）。需要指出的是，企业创办率低并不是因为印度人缺乏创业精神。那些渴望成为企业家的印度人往往会选择移民国外。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一项研究，在印度最负盛名的理工科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离开印度，占移民美国的印度人的65%。

　　在流行的文献中，人工智能经常同科技前沿领域联系起来。此外，宽带赋能的人工智能应用对最贫穷经济体的短期影响可能大于对富裕经济体的影响。华为设计的手机应用程序可以将客户与商家、用户和资方联系起来。加纳和肯尼亚的移动运营商代表告诉笔者，人工智能通过利用客户的支付模式来开通小额信贷渠道。去年3月在开普敦举办的华为非洲智能金融峰会上，撒哈拉以南地区业务负责人陈雷表示：“在非洲，银行更有必要拥抱数字化，因为数字化可以提高金融包容性。”

　　扶持企业家是数字化给全球南方国家带来的一大好处。另一个好处则是控制腐败。2021年，三位研究人员在《远程信息处理与信息学》（The Journal of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期刊上撰文指出：“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和个人每天使用现金从事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种现金支付方式往往不够安全且难以追踪，而现金支付的特性容易诱发非法活动，滋生影子经济的扩张。随着移动支付等金融技术的出现，数字支付方式为遏制腐败行为和腐败活动提供了机会”。该研究测试了2010年到2018年间，111个发展中国家的数字支付运用之间的关系，发现了有力的证据来支持其论点。

　　在全球南方国家，腐败几乎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个角落。笔者认识一位在某城市自来水公司工作的墨西哥人，他的职责是关闭欠费用户的供水服务。然而，现实中没有人被停水。相反，这名员工收受贿赂，保留30%的部分，并将剩下的钱转给管理层。小规模腐败与大规模腐败同样具有腐蚀性，而数字支付有助于消除这两种腐败。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高收入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只有6%的人没有银行账户，而全球南方国家中的这个比例则接近一半。美国每10万人口就有近30家银行分行提供服务，而在最不发达的国家，这个数字仅为4家。移动宽带和廉价智能手机可以让最贫穷的国家有机会快速获得金融服务，其成本只是实体银行的一小部分。现在，处于世界市场边缘的数十亿人可以获得支付服务和小额信贷，从而促进当地创业。

　　总之，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在全球南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存在促进了创业精神并减少了腐败。

　　西方评论人士经常指责中国试图“破坏民主”、“支持威权主义”。2021年，查尔斯埃德尔（Charles Edel）和大卫舒尔曼（David Shullman）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撰文宣称：

　　“尽管一些分析人士继续论证，中国不会在意识形态上对现行的西方民主规范构成威胁，中国也没有输出其意识形态。但很明显，中国已经开始向世界各地的非自由主义国家推广所谓的‘威权主义’风格。其目标不是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或削弱某个民主国家，而是为实现政治和经济霸权。中国的许多努力……正在掏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民主制度和规范。”

　　但埃德尔和舒尔曼并没有提到中国在哪些国家推进所谓的“威权主义”做法。威权主义政府可以利用人脸识别技术追踪个人，但民主国家也在用同样的技术去识别民航班机乘客的身份。

　　笔者还没有发现任何比较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足迹与那些政权的威权主义程度的实证研究。于是，笔者权且将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按照2016年1月至2023年7月出口增长百分比来排名）与“自由之家”（注：2020年8月10日起，中方对在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进行制裁。）组织对同一国家的民主程度排名进行比较。（样本不包括非洲国家和前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其中许多国家几乎从未有过民主政府的历史）。结果如图6所示。

　　图6 中国出口增长与“自由之家”排名，纵轴为“自由之家”的“自由”排名，横轴为2016至今中国的出口增长，R平方=0.04，t统计量=-0.79

　　结果接近于随机分布，决定系数仅为4%。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位居榜首，但排后面的九个国家的领导人都是民选的。据笔者了解，中国从未被指控干涉巴西、墨西哥、土耳其、马来西亚、印度或南非的内政。相反，自2016年以来，中国对巴基斯坦和伊朗这两个被西方视作威权主义国家的出口几乎没有增长或下降。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推动威权主义。更准确地说，中国并不关心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是什么政治制度。美国官员和研究机构警告称，中国对外国通信基础设施的控制将使中国获得敏感数据。2021年，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分析员安娜罗莎金塔纳（Ana Rosa Quintana）写道：

　　“拉美各国政府在发展5G技术时，必须仔细权衡自己的选择。这项下一代技术不仅关系到更快的网速，还涉及维护关键领域和基础设施的主权。保护那些国家（的主权）意味着限制华为公司主导本地区的无线网络，因为华为往往是中国安全机构的延伸。”

　　然而，笔者询问过一位曾领导墨西哥情报部门的前高级官员，是否担心中国可能进行窃听活动。他回答说：“这里是墨西哥，我们没有任何值得窃取的机密。”

　　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超1万亿美元的贷款，这当然会产生大量备受瞩目的问题。有些发展中经济体往往是卡特尔化、高度腐败的，面临着政治不稳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等各种挑战。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除东亚外，对全球南方的外国投资停滞不前。然而，作为一个在全球南方没有牢固关系基础的新来者，中国选择成为当地经济转型的推动者，从移动宽带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产业生态系统开始做起。与中国贸易往来最多和受到中国投资最多的国家，对中国的印象最为良好。2022年，民治调查公司（YouGov）的一项研究注意到：

　　“西方与世界其它地区之间存在一个明显的认知鸿沟，那就是民众对中国的一般印象。在统计样本中，12个非西方国家中有9个国家的民众总体上对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持积极看法。在V型模式的另一个例子中，也有迹象表明，新冠疫情过后中国的声誉可能会在西方以外的地方反弹。例如，在墨西哥，对中国的正面评价率从2019年的73%下降到2021年的50%，但今年又发生了变化，增长到59%。在埃及和沙特，今年对中国的正面评价比例均为57%，分别高于2021年的47%和41%。泰国、肯尼亚和尼日利亚在同一时期也出现了类似超15%的增长。”

　　根据2023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的一项调查，在最大的几个全球南方国家中，只有印度、巴西和土耳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这与2022年民治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相似。美国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2021年注意到：

　　“我们发现，人们对中国的看法普遍比较正面。2014年至2015年、2019年至2020年，我们曾在16个国家提出这一问题。在最近的调查中，60%的受访者表示中国的影响力‘有些积极’或‘非常积极’。与五年前65%的比例相比，这略有下降，16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出现了比例下降，其中加蓬下降22%，纳米比亚下降18%。不过，也有几个国家的反馈出现了提升，其中以加纳为代表，上升13%。”

　　图7 对中国的积极与消极看法，左边图示从上至下为：印度、土耳其、巴西、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沙特阿拉伯、埃及、南非、泰国、肯尼亚、尼日利亚；黑色是积极，灰色是消极，数据来源：皮尤研究中心，民治调查公司

　　中国在全球南方获得的正面形象是精心耕耘的结果。中国企业成功地适应了当地环境，并克服了历史敌意。2022年7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一般来说，印尼人并不信任中国和许多中国的公司。然而，华为和（一定程度上）中兴公司成功地将自己定位成值得印尼政府和民众信赖的网络安全供应商。鉴于印尼长期以来对中国的敌意，这并非易事。许多中国公司都曾遭遇因担心他们抢走本地就业机会而爆发的抗议。华为和中兴没有遭遇这样的命运。印尼也没有广泛出现反对在关键电信基础设施中使用中国技术的声音。简而言之，印尼人更关心中国的水泥厂，而不是华为参与其5G网络建设。”

　　这与在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讨论的内容大相径庭。尽管印尼政界和国防机构对中国的意图有些矛盾，加上西方国家对在宽带网络中使用中国技术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但华为和中兴还是在印尼取得了成功。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报告的作者总结道：“如果富裕的自由民主国家对这一趋势感到担忧，那么它们就需要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并将印尼数字领域发展的巨大需求置于核心位置。”

　　中国在宽带基础设施领域的市场份额难以确定，但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占了大多数。2020年，华为在全球服务供应商网络的市场份额为37.3%，而诺基亚为16.5%。由于华为在美国和日本的市场份额为零，因此其在全球南方的比例肯定要高出很多。据估计，华为组件占非洲4G网络的70%。在巴西，华为已经成为领先的基础设施供应商。在墨西哥，华为为该国自2014年以来建立的、旨在扩大宽带覆盖范围的共享网络（Red Compartida）提供了大部分设备。在全球南方最重要的经济体中，只有印度从华为的竞争对手那里购买了大部分基础设备，但是印度电信供应商也使用了大量的华为设备。

　　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中国经济增长可以说是20世纪下半叶的重大经济事件。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79年到2022年，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27倍。目前，全球南方的其它地区正在掀起第二波转型浪潮。这可能是21世纪上半叶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而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旁观者。

　　【本文原载于《美国事务》第七卷，第四号（2023年冬）：78-89。原标题：《全球南方的宽带、企业创办和经济增长：评估中国的影响》】

　　1.根据世界银行指标数据库的报告，这些国家包括孟加拉国、巴西、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墨西哥、马来西亚、尼日利亚、菲律宾、新加坡、土耳其、越南和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互联网使用率变化率分别作为这两个序列的第一个主成分进行计算。第一主成分是与导致增长的其它决定因素正交的共同因素。第一主成分解释了全局互联网使用率变化的42%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变化的48%，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下都非常显著。